1989年5月23日下午,三个从湖南浏阳来的青年,朝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了一袋灌满颜料的鸡蛋。现在很多人以为,那年春天广场上的人都反毛、反共,这三个人该是学生的英雄。可当年扣下他们、审了几个钟头、商量过后把他们交给公安的,是广场上的学生。

扔鸡蛋的三个人里,鲁德成是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的司机,二十六岁。他父亲在这家公司开了一辈子车,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。余志坚是他的邻居,两人五六岁就在一块玩,后来余志坚在乡下的小学教书。喻东岳是余志坚在湘潭师专的同学,在《浏阳日报》当美术编辑,二十二岁,会画画,也写得一手好字。三个人凑在一起,照余志坚的说法,“每日每夜侃文学”,有差不多两个月,喻东岳和鲁德成懒得回去,就挤在余志坚家里睡。

那年4月,胡耀邦去世。胡耀邦也是浏阳人,三个人半夜出去,在浏阳城里贴满了几条街的标语,追悼这位同乡。北京的学生上了街。4月26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》,说学潮背后是一小撮要推翻共产党的人。鲁德成后来说,这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。那些天三个人议论的全是天安门广场。他们反对一党专政,痛恨毛泽东的独裁,鲁德成说:“这一点也和当时的学生主张不一样。”

5月16日晚上,十来个朋友在浏阳日报社开会,决定北上。17日天没亮,他们出了浏阳。在长沙火车站,喻东岳写了一条长横幅,打头是“打倒邓小平”,后半句余志坚记得是拥护赵紫阳,鲁德成记得是拥护物理学家方励之。18日到了北京,他们扯着横幅、喊着口号往天安门走,一个自称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(高自联)纠察队的学生迎上来,连说很好很好,又说他们的口号“有点欠妥,也就是过激,广场上还没人这么瞎喊”。几个人心里不服,转念一想要顾全大局,把横幅收了起来。

他们要打倒的,广场上的学生并不想打倒。那时的广场上,喊得最多的是反腐败、反官倒、要民主。几个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递请愿书;绝食那一周,有北京的工人和市民把毛泽东像举进了广场。鲁德成记得,还有人打出标语,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当作基本原则。学生盼的是政府让步、对话,政府却在4月26日的社论里把这场运动定成了“动乱”,他们最怕落下反共的把柄。20日北京戒严,几十万军队被市民堵在城外。余志坚觉得流血就在眼前。三个人写了一份建议书,要高自联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政府非法,号召工人全部罢工、市民全部罢市。他们进不了指挥部,只能托纠察队转交,之后再无音讯。一同来的浏阳朋友也认为他们的主张“过于偏激”,22日和他们分了手。

学生不听,朋友走了,三个人不肯就这样回湖南。22日夜里,他们爬上人民大会堂前一排矮房子的房顶,开了个小会,一夜没睡。喻东岳提议自焚,他们想过在金水桥上淋汽油点火,后来放下了,怕人死了没法开口,被人误解,当局还会拿他们的死去抹黑民运。第二个办法是爬上城楼把毛像摘下来,或者用油漆刷掉。第三个办法是往鸡蛋壳里灌颜料,朝毛像上扔。在他们眼里,城楼上那幅像就是专制的象征。他们选了鸡蛋。后来有人问为什么不用玻璃瓶,鲁德成说:“用蛋壳不会伤人,玻璃瓶碎了会伤人。”

23日上午,他们到城楼下看。毛像挂得很高,城楼上有武警值班,余志坚仰着头看了半天,看清挂像的钉子足有手臂粗。他们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油画颜料、宣纸、墨水和毛笔,又进了一家邮局,各自给家里写信,信里有遗言的意思。鲁德成边写边想,写得很费劲。喻东岳一口气写了十几封给朋友,每封都是“我要学唐吉柯德去大战风车”“我不是荆轲,毛泽东却甚过秦始皇”这类话。动手之前,鲁德成把自己的牙膏牙刷都扔了。

中午,他们在金水桥边的煎饼摊上买了二十个鸡蛋,蛋黄蛋清摊成煎饼果子当午饭,蛋壳装进塑料袋。这东西在湖南没吃过,三个人吃到差点吐出来。他们在中山公园门口的门槛边铺一块塑料布坐下,照喻东岳的主意,把几种油彩调成深灰色,一个个灌进两瓣蛋壳里封好。两幅标语写在宣纸上:“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”,“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”。喻东岳掏出相机把标语拍了下来,三个人在公园门口合了影。

下午两点多,三个人拎着塑料袋到了城楼下。余志坚个子高,张开两只胳膊拦在正中的门洞口,一遍遍喊:“我们是湖南请愿分团的,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,请大家配合一下!”几个学生看他们年轻,当他们是同学,过来帮着拦人。喻东岳和鲁德成在门洞两边贴好标语,退到金水桥和城楼之间,仰着头往上扔。照余志坚的数法,二十个鸡蛋打中了三个,毛像的下巴一带溅上了不少麻点。人群里有人鼓掌欢呼,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上来帮着扔,还有一个人扯住鲁德成的肩膀,要他赔衬衣,颜料掉下来弄脏了他的衣服。

可是等人们醒过神来,余志坚隔着人群听见四下里在声讨:“你们是存心不良,要毁掉大家,毁掉这场爱国运动啊。”被颜料溅得五颜六色的鲁德成在里头争辩:“取缔毛泽东是正义的,合法的,我们没干坏事!”余志坚在外围帮腔,身边一个学生指着他的鼻子:“没你的事儿就不要插嘴!”他说:“当然有我的事儿,我们是一起的!”一个外国记者的相机被学生夺了下来,学生劝他:“不能拍照,这样会对运动不利”。

三个人没有跑。纠察队来叫他们去广场指挥部说明情况,鲁德成觉得正好,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学生讲清楚。他后来说,要溜完全溜得掉,那两个帮着扔的人就是趁乱走的,可他们头天晚上连自焚都想过。他还说了一句:“在行动之前,我们预计会是中共的专政力量会介入,而不是学生。”

指挥部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台阶上,搭着铺油布的帐篷。前几天他们想进来见学生领袖,怎么也进不来。鲁德成主动把居民身份证递给一个年纪大些的学生。那个学生满脸严肃,把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,问他们叫什么名字、从哪里来,像审犯人一样。三个人被带到广场边停着的一长串公共汽车上,一等两三个钟头,让他们写下各人的情况和想法。鲁德成那时想的是,他们被学生扣下了。说起递身份证的那一刻,他后来讲:“我以为见到战友,很自豪的把身份证拿出来。”

学生不信他们。4月26日的社论说学潮背后有人要推翻共产党,学生怕的就是这句话落到自己头上。这时候有人往毛像上扔鸡蛋,在他们看来,不是便衣来栽赃,就是在给镇压递借口。纠察队总指挥张健后来说,起初不明白他们的身份,“以为是中共特别来捣乱的或搞破坏的”。三个人掏出了证件,说是从湖南毛泽东家乡来的教师和记者,学生还是不信。学生领袖封从德回到广场时,听到的说法是:“他们的证件象是假的,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,想嫁祸于学生运动!”

也有人想放他们走。乱的时候,喻东岳被工人纠察队带到了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的营地。周勇军当过高自联的首任主席,那天已经不管学生的事,就待在这个营地里。他看见带回来的是一个外地人,衣着朴素,神情疲惫。周勇军问他为什么往毛主席像上泼墨水,他不答,一脸沉思。周勇军把工自联剩下不多的面包和汽水给他吃,他小声说了一句“谢谢!”周勇军和几个工人领袖商量,让他自己走,这事没必要管。不一会儿有人从广场中心回来,说高自联要人,另外两个已经逮住了,要三个人一起澄清。周勇军后来写道:“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”,他让人把喻东岳送了过去。

人到齐了,便衣警察也来了,在纪念碑四周转来转去,进指挥部要人,学生先是婉言回绝。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凑到余志坚耳边:“事情的发展对你们极不利,你还是瞅个空子,赶紧溜掉吧。”余志坚摇头:“3个人死活一起,我不能自个儿溜。”

下午四点前后,北京刮起狂风,接着是一场夹着冰雹的大雨。广场上有人说,这是毛泽东显灵了。雨后,学生在历史博物馆门口的台阶上开了一场中外记者会,围观的有五六百人。一个高自联的头头代表全体大学生澄清:这件事和他们毫无瓜葛,他们要推进的是民主改革,不会去攻击共产党、损毁毛主席的形象。鲁德成也讲了话,说是三个人自发干的,“表明我们与学生无关”。余志坚后来说,这是高自联的要求,也是他们自己想说的。接着,中央电视台在一辆公共汽车里采访了他们。车外,国家安全部的几辆车已经在等着。

界线划清了,人交不交,学生还得拿主意。连胜德当时是外地高校赴京临时指挥中心的总指挥。他多年后说,有学生来问他要不要把三人送交公安,他不假思索就同意了。他讲的理由是,那时参加学运的学生九成以上都不反共,他自己也是;他有责任保护学运和平理性地走下去,“不希望授人以柄”,不让当局找到提早清场的借口。照他的说法,这是牺牲少数,挽救大局。他对《世界周刊》说:“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。”

下午六七点钟,天暗了,余志坚一抬头,城楼上的毛像已经用布盖了起来。高自联秘书长郭海峰和他们三个坐上一辆车,负责把他们交给公安。郭海峰告诉他们,交给公安是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定的,赞成的多一票,他自己投了反对票。余志坚把在长沙火车站募捐剩下的两千多块钱全交给了郭海峰,郭海峰当场给他写了收条,又请他们三人一一签了名。到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处,郭海峰硬要管理处的负责人写了一张亲笔签名的收条,又说:“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,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!”三个人在大雨里上了警车,戴上了手铐。郭海峰在雨里站了好久。

国家安全部当天往上报的广场情况里,也记了一笔:学生和围观的人抓住了扔鸡蛋的人,交给了公安。他们先被送到南池子派出所。七点半左右,一个像是警察家属的小伙子跑进来,看着鲁德成说:你就是电视上那个谁谁谁。他刚看完《新闻联播》。远在湖南,鲁德成的父母那天晚上也从《新闻联播》里看到了,两人一下子瘫在地上。他父亲只说:“完了完了。”

从派出所出来,三个人被分开关押。鲁德成那间号子三米见方,四面墙上是帆布,里面垫着海绵和棉花。同屋三个轻刑犯二十四小时看着他,警察常把他们叫出去问他的言谈,还给他们啤酒喝。三个人回来就哄他:“这事没什么大不了,就是罚点款或者拘留拘留。”他听着觉得好笑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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